浙江一考生提前半小时交卷：体育生 作文都没写

11.在公立学校与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人员，因在我国属于国有(公办医院、学等等)、国设（工会、共青团、妇联）、国营（国有企业，如铁路、邮政、银行等），亦在被调查之列。

另见2001年秦惠其等诉万泉公司道路交通事故及死者遗腹子抚养费赔偿案，载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38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文义转换型的合宪性解释是填补法律漏洞的过程，本属司法造法之列。

从制度层面说，我国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动力虽有不足，但法院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还是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相当大的存在空间。即便在司法体系之内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上级法院在普通的民事、刑事案件中也应尊重下级法院的法律解释权，不宜动辄以自己的解释方案更符合宪法为由而否定下级法院的解释方案。从理论上说，合宪性解释的动力来源于宪法可以成为判断法律解释之效力的标准，也即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据宪法提出法律解释的正解，从而推动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宋某于2014年1月去世，当月汪某即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宋某与沈某的婚姻无效。[43]2009年8月，原告安鹏强驾驶两轮摩托车将行人撞成重伤，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主张趋近宪法的合宪解释的学者，也同时主张宪法法院尽量不去操作这种解释。[25]唯有对诉讼时效条款进行限缩，限定其不适用于基于身份的请求权，方为适当。对于地方税立法，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可成为被授权对象，不过两者的授权情形存在差异，其中，授权国务院制定地方税行政法规侧重于对地方税法律的细化，为全国统一适用的普通规则。

更甚者，这些地方税暂行条例在多处将税率、税收优惠等基本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授权给省级人民政府，这种转授权的做法无疑不符合《立法法》，【14】致使一些地方人民政府的税收立法权趋于膨胀。而对于环保税，由于地方通过科学有效的立法可以达到双重红利——因环境优化产生的生态红利以及因税款征收产生的财政红利，主要的红利来源于前者，【21】所以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地方治理积极性、专业性和独立性，中央的立法监督可以采取听证或者备案等方式。这就导致，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易被行政机关所侵蚀，税种法律不仅总量较小，而且条文数目稀少、表述抽象笼统，缺乏对税收要素的基本规定，却大量地将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更进一步，对于中央税和共享税的立法，被授权机关只能是国务院。

只涉及具体税种的具体要素的，也可以在该税种法中进行规定。从规范征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出发，一般认为，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仅限于狭义的法律，即最高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

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税目、税率、税收减免、开征停征、征收管理等方面的授权立法权力得到一定的增强。上述地方税种暂行条例是国务院依据全国人大1985年的概括式授权立法决定所制定的，该授权决定由于违背授权明确性原则，本就受到质疑。具体减除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2】参见王士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政法论坛》2009年第27卷第1期。

进入专题： 地方税立法 纵向授权机制 。诚然，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能力长期以来较为单薄，但这并不能成为阻碍其行使地方税立法权的理由。例如，《车船税法》第2条规定：车辆的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额幅度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我国正在或即将制定的《环境保护税法》《房地产税法》《资源税法》等地方税立法，既释放出税收法定进程切实提速的信号，又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应加强过程和结果监控，包括遵循授权的必要性、有限性和明确性原则，不得转授权。第6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者外，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定期减征或者免征房产税。

但授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税的地方性法规主要是考虑到各地的特殊情势，仅在本地区才有效力，而且授权的情形、范围和方式往往会受到更多限制。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028）。

第一，必须坚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地位和相对独立性，不得将基本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授予地方人民政府。【11】参见尹磊、杨海港：《论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依据与取向选择》，《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20卷第2期。至于特别授权，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决定具有概括性、无期限、缺乏监督等缺陷，且它只是向国务院授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据此制定地方税的地方性法规。【12】以环境保护税为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其税率、扣除标准、税目等规定一定的浮动幅度，随后允许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定幅度范围内进行有限的选择和调整。第二，通过对授权行为效力的二重认定进行控制。我国目前地方税授权立法的一些法律规范文本和制度实践未能严格贯彻税收授权立法的基本准则，这正是推进在地方税立法中落实税收法定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突显出这一征途任重而道远。

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17】参见朱力宇、熊侃：《专家参与立法的若干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

此外，诚如前文所提及的，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和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均仅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授权，尚未规定就地方税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立法授权。另一方面，在事中和事后阶段，根据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科学合理，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需强调公众参与、专家立法等，并建立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税收授权立法监督机制。

在整体层面，地方税立法纵向授权应当依循两大路径：一方面，在源头上，地方税授权立法要有法律条文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作为权源，授权立法的内容、目的、范围和期限等必须在授权依据中明确，以保证授权的严肃性。后者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和监督，为纵向的授权立法。

【16】公众参与既可使宏观意义上的民主具有持续性和活力，也可使微观治理更体现民主性和理性。【14】2000年《立法法》就已经具有一定的税收法定色彩，引入了授权明确性原则，并明文禁止转授权[81]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认为法律违宪的观点视为对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怀疑，体现了中国法学早期阶段的思维特征。如果教学人员也包括学生在内，有多少人听课，就复制多少份，则这类图书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市场，印多少册就会积压多少册，著作权人无法获得正当的财产收益。

瑞士民法典指示法官在造法时应推测立法者就此可能制定之规则予以裁判，此即隐含有法官造法应受宪法拘束的意思。刘涛却在蒋丽主张权利的过程中，将其个体工商户的资质恶意注销，致使蒋丽因被申请人不存在而难以主张工伤待遇，为蒋丽的权利主张设置了人为障碍。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基于宪法的解释的若干特征：(1)基于宪法的解释所针对的是法律中的概括条款。也就是说，对个案裁判结果之实质正义的追求会促使法院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这样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

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不存在监督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所以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动力不足，如果法院拒绝进行合宪性解释，对此也只能进行柔性的学术监督，而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这两项司法解释对户的界定有所不同，前者强调户是他人生活的住所，而后者强调户是供家庭生活的住所。

[82]See Michael C. Dorf, Facial Challenges to State and Federal Statutes, 46 Stan. L. Rev.235，236(1994). [83]参见苏永钦：《试释违宪》，《台大法律论丛》第24卷第2期，第9页。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对夫妻之间的侵权行为是否要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有限制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适用的必要？法院要在过错责任原则与婚姻制度之间进行抉择：是要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纯粹性，还是要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也顾及对婚姻制度的维护？就此而言，过错责任原则和婚姻制度都是传统民法的组成部分，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也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其间并不存在位阶高下之分，法院岂能以婚姻法来限制民法通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只局限在民法的视野之内，则难以对此作出抉择。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 进入专题： 合宪性解释 。在逻辑上，法律文义范围内择一适用型的合宪性解释还可能存在这种情形：法律文义范围内的数种解释方案都合乎宪法，但有的解释方案却更加符合宪法。

[51]宋某与汪某于20世纪50年代结婚，后因感情不和，经亲友调解于1967年私下解除婚姻关系。[43]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当然，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的界限并非没有讨论，如有学者指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多次申明合宪性解释不能逾越法律的明确文义，美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何选择不能只考虑结果的公正，也需要考虑到其在宪法上的理由。

即便当事人提出上诉，上诉审法院似也难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而改判。[57]参见郑磊：《制度层面的合宪性限定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51页。